在肺為燥痰，治宜潤燥利氣
痰在肺，多為燥火，蓋肺為嬌臟，既不耐濕，更不耐燥。燥熱傷肺，肺陰不足，虛火灼金，煉液為痰，其痰少而難出，是為燥痰。李時珍謂之“痰絲”，以“痰絲”名燥痰，不僅深刻地揭示了燥痰之病機，而且描述形象貼切。李時珍認為，燥熱灼肺所生，當用陰柔之品以潤之，故用麥冬、五味子為丸服，酸甘合化，滋養陰液，肺燥得潤，虛火得斂，則燥痰自化。其他如枇杷葉、天花粉、瓜蔞實、貝母等，亦是李時珍潤陰化痰中經常選用之品。
在脾胃之痰，治法有燥潤之別
脾胃為后天之本，氣機升降之樞。太陰濕土得陽始運，陽明燥土得陰自安。若脾胃升降失司，陰陽失和則痰涎停聚，百病始生。痰病的治療，不可單純見痰治痰。在脾胃之痰，治法有燥潤之別。在脾應健脾理氣，燥濕化痰，使氣機流通，水精四布，則痰化飲消。痰飲為陰邪，遇寒則凝，得濕則行，故以濕運為主。朱丹溪指出：“治痰法，實脾土，燥脾濕，是治其本也。”
清代葉天土在胃陰學術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了痰飲學說，從調理陰液精血出發，以杜絕生痰之源。葉天土認為“胃易燥，性喜柔潤”、“胃主通降”、“所謂胃宜降則和，非用辛苦降，亦非苦寒下奪以損胃氣，不過甘平或甘涼濡潤以養胃陰”。外感濕熱，燥邪與五志過極及誤用汗、吐、下法傷津，皆能損傷胃陰。胃陰損傷，失其通降，則水谷聚生痰濁。胃燥津竭，土不生金，則肺燥生痰，又胃陰虛火旺，虛火循肺脈上犯肺金，則灼津為痰。故在治法上，以甘涼平潤之劑濡養胃陰，回津生液，收攝虛火，兼能培土生金，加以飲食調理，如此可治生痰之源，不消痰而痰自消。
在腎之痰，治宜溫腎納氣固本
腎為水臟，內含真火以溫煦諸臟，司氣化開合。腎陽弱，開合不利，化氣行水失權，則水泛為痰，凌心射肺，致虛喘短氣。《黃帝內經》云：“痰之本，水也，源于腎。”明代醫家李時珍指出：“腎主水，凝則為痰飲，溢則為腫脹。”李中梓指出：“在腎經者，名曰寒痰。”臨床以“脈沉，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點而多稀”為特征。治宜溫陽化痰，方用姜桂丸;偏腎陽虧虛，同服八味地黃丸;若脾腎虛寒，痰多食少者，又宜用胡椒理中丸。
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指出：“痰癥之情狀，變化不一。古人不究標本，每著消痰之方，立消痰之論者甚多，后人遵其法而用之，治之不驗，遂有稱痰為怪病者矣。不知痰乃病之標，非病之本也。”痰飲之生原本于水，而腎主水。葉氏針對腎虛痰泛之證，用酸甘柔膩及血肉有情之品益精固腎，攝水制痰，使元氣日強，痰必日少。可見其深悟治本之要決。
在心為熱痰 治宜清熱豁痰
心主神明，為五臟六腑之大主，屬君火之臟，為精神意識思維活動的中樞。若平素痰熱內蘊，復因外感六淫之邪，或情志抑郁，五志化火，灼津成痰，均可形成痰熱之證。世以“丹溪為滋陰派”和“雜病用丹溪”之說。他認為痰在膈間或痰迷心竅，使人“癲狂，或健忘”;指出心陽虛則痰濁凌心，心竅被痰濁所迷，則發驚悸;若郁在心膽經，則宜溫膽湯;“失志之郁，涎聚在心脾經”，則怔忡、驚悸，治宜安志湯。
清代名醫王孟英對痰之病機，責之于“火”。對痰、火、氣三者互相糾結，互為因果的病理機轉，闡述尤為貼切。用藥不犯一味溫升，厚濁之物亦皆避之。
在肝為風痰 祛風豁痰分陰陽
肝為剛臟、主藏血，體陰而用陽，性如風木，易于動風。若情志不遂，致肝氣不得疏泄，阻礙氣機，則氣滯痰生，或肝郁化火生風，灼津為痰，風痰內盛而發病。丹溪對風痰盛，出現“痰隨氣上”、“痰厥頭痛，胸膈多痰，動則眩暈”，甚則“昏厥頭痛”者，以治痰為先，用東垣半夏白術天麻湯之類。萬密齋條達肝氣以治痰，其論治婦女肝經痰郁不孕，常在化痰劑中加香附、青皮、陳皮、郁金、柴胡等品，疏肝解郁，氣行則痰清。溫病名家王孟英對痰、火、氣互為因果的病理機制尤為重視，治痰尤其靈活，對肝火內熾，痰熱糾結而致之癲狂、麻木、眩暈、半身不遂、乳核等證，認為“必攻去其痰，使邪無依附而病自去，切勿以高年而畏峻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