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始，醫生醫事微信平臺開設“遇見·腫瘤大咖”專欄，選擇全國在臨床和學術范圍內的頂級腫瘤醫生，講述他們的喜怒哀樂和理想情懷。
2017年第二季③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喬友林教授。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謝，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醫生表示敬意。
2017年5月18日，默沙東四價重組人乳頭瘤病毒疫苗（商品名：佳達修）正式獲批在中國上市。
“遲到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喬友林教授說。
作為這個疫苗在中國上市前臨床試驗評價終點指標的主要研究者，他全程經歷了這11年的艱辛和不懈的努力。
喬友林教授是我國人事部引進回國定居的“跨世紀學科帶頭人”，也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干事癌癥防治專家委員會中，唯一的中國專家。
在一年多來我“遇見”的腫瘤大咖里，他是唯一一位不出門診、不查房、不做手術的腫瘤專家。作為世界知名的腫瘤流行病與預防學家，他的“患者”是全中國人，他的“診室”和“病房”是全中國，他的“處方”是癌前病變篩查和疫苗預防，終極目標是讓人們不得癌癥。
他領導的團隊，完成了我國首次HPV感染情況的大人群、多中心研究，提供了我國女性優勢HPV亞型、年齡分布特點及相關危險因素的重要數據；進行了多項癌癥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繪制了一份“中國人群癌癥歸因風險圖”；成功完成一項HPV快速篩查技術的研究，該技術已在中國生產，供應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用。
2011年他獲得WHO國際癌癥研究署的“杰出貢獻獎章”。該獎項至今已歷時23年，其中包括1989年和2008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Harold Varmus和Harald Zur Hausen。喬友林教授是迄今唯獨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科學家。
回國20年，喬友林教授成為了宮頸癌流行病學以及預防控制領域的一張“中國名片”。
1
為了推動宮頸癌疫苗盡快在中國上市，喬友林等專家們奔走呼吁了十年。
2009年國慶節期間，喬友林在成都陪父母親看電視，白巖松正在采訪時任的衛生部長陳竺。“當時我覺得白巖松這個采訪還差一個深層次的提問。”喬友林說。
白巖松說，衛生部前部長陳敏章有一個愿望，是希望能看到中國的每個孩子一出生就可以免費接種乙肝疫苗，但這個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沒有實現。陳竺部長回答說，我國已經在2005年實現免費國家全面計劃免疫了，可以告慰部長的在天之靈，“可以把中國‘乙肝大國’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然后，采訪話題轉移了，喬友林在電視機前急了，“他應該進一步問部長，從這個典型案例上我們如何吸取教訓，以便將來類似情況不再發生？”
他指的正是和乙肝疫苗同樣命運的宮頸癌疫苗。
疫苗接種，作為一級預防手段，是消滅疾病公認最有效、性價比非常高的方法。與新藥相比，疫苗遲到帶來的損失更加嚴重，因為它不是對已患病的人進行治療，而是讓健康人群不患病。
我國是“乙肝大國”，乙肝疫苗80年代就已經在中國上市，然而直到2005年才實現納入全民計劃免疫，整整晚了20年。“這個教訓太慘痛了。”喬友林說。
然而，宮頸癌疫苗，在中國還是遲到了十年。
遲到的代價太大了。只要年輕人有了性行為，就有HPV感染風險。喬友林曾讓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做過一個推算，假設我國HPV接種年齡為9-15歲女孩，免疫接種覆蓋率達85%，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篩查措施，宮頸癌疫苗免疫接種每推遲一年，將有人5.5萬人罹患宮頸癌，3萬人死于宮頸癌。
宮頸癌是目前唯一一個病因明確的癌癥，約99%的宮頸癌是HPV感染所致。雖然 HPV 有一百多種，但在全球范圍內，約 70% 的宮頸癌由 HPV 16 型和18 型兩種引起。喬友林團隊在2007年完成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這兩種類型引起的宮頸癌在我國的比例更是高達約84.5%。
目前，全球一共有三種宮頸癌疫苗，分別是二價、四價和九價。2016年7月，中國批準了二價苗，2017年5月又批準了四價苗“佳達修”。2014年已在美國上市的“佳達修”九價疫苗，目前在中國還未開始進行臨床試驗。
大致來說，二價疫苗是預防16、18兩種HPV病毒，四價是在二價的基礎上增加了2種亞型 6和11，即可預防4種HPV病毒類型，九價則在四價的基礎上增加了5種，可預防的HPV病毒達到了9種。
女性HPV病毒感染率，與性生活活躍年齡有直接關系。喬友林說，我國女性HPV感染年齡有兩個高峰，一個是20多歲左右，一個是40歲以后，這與女性在這一年齡段時社會活動活躍有關。
5月獲批的四價苗“佳達修”，接種年齡最高限延長到了45歲，這對已經錯過了“第一次性生活前”這個最佳接種時機的成年女性，是個好消息。
喬友林說，單純從宮頸癌本身的預防上看，二價和四價功效一樣，但四價不光可以防宮頸癌，還可以防尖銳濕疣，因此從這個角度上看，四價苗比二價苗公共衛生學的意義更大一點。九價疫苗的保護級別則比前兩者更高，從現有的流行病學數據上推測，二價、四價在中國可以預防84.5%左右的宮頸癌，九價則可以達到約95%。
宮頸癌已成為目前惡性腫瘤中唯一可以預防的癌癥。世衛組織甚至將宮頸癌疫苗的使用可及性，作為考核一個國家癌癥等慢性病控制的 25 項考核指標之一，用來衡量政府的作為。
這里的“使用可及性”，包括能否買得到、能否用得起兩個層面。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只有實現全民計劃免疫，疫苗才能發揮最大作用。正是由于全球范圍內的疫苗接種計劃，人類基本消滅了天花和小兒麻痹，中國控制住了乙肝病毒的大規模傳播。
“預防疫苗一定要免費打，因為對抗病毒的傳染性必須要群體免疫力，群體免疫不到水平，就少數人打不管用，疾病還是要流行的。”喬友林說。
截至2017年一季度，HPV疫苗在全球132個國家和地區上市，準許HPV疫苗接種注射，約70個國家和地區推行了國家疫苗接種計劃。在中國遲到了十年的宮頸癌疫苗，將來是否有望納入國家計劃免疫？
這也許是下一個重要目標，所有人都在努力。
2
其實，剛回國時，喬友林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宮頸癌，而是肺癌和食道癌，然而他進行的第一個宮頸癌研究就“爆冷”，在國際學術界“一炮而紅”。
喬友林教授講起這個研究背后的故事，十分歡樂。
這項研究是1999年的“子宮頸癌篩查方法的比較研究”，喬友林及其團隊在山西襄垣縣選擇了2000人，對6種篩查方法進行頭對頭的比較研究，找出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整個課題設計和執行，喬友林都完全按照他在美國訓練有素的國際標準進行。
這種“短平快”的橫斷面研究，一年內就全部完成。2000年4月，“第四屆國際多學科大會——宮頸癌全球預防戰略”在法國巴黎召開，喬友林將研究結果試探性地給大會投了個摘要。很快他收到一封來信，告之，這項研究入選了全球9個優秀研究，將決逐最終的EUROGIN國際獎，邀請他參會并做演講。
“當時我還琢磨這是真的還是假的。”為了驗證這是不是一封“騙子郵件”，喬友林回信說自己沒去過歐洲，也沒錢參會。對方回復將提供參會所有費用，他才確認這事靠譜。
帶著當“分母”的心情赴會的喬友林，還與大會主席開起了玩笑，建議學學中國，設一個一等獎，兩個二等獎，三個三等獎，三個參與獎，這樣9個參選者都有獎，皆大歡喜，多圓滿。這位英國爵士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頒獎典禮在盧浮宮的宴會廳舉行。夜游盧浮宮、法式大餐之后，頒獎消息遲遲沒有，喬友林與同行的章文華教授還以為已經評完了。不久廣播里通知大家到主席臺前，即將宣布“EUROGIN國際大獎”獲獎者。
當現場念出“喬友林等-中國”的名字時，他被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砸暈了：“真是措手不及，沒有手機，也沒帶照相機，幸好大會主席的女兒給我們拍了張照片留念。”
這項研究不僅收獲了一個國際金獎，還開創了中國做薄層液基細胞學（TCT）宮頸癌篩查的先河，并有一個額外的收獲。此次與喬友林合作的美國克利夫蘭醫學研究中心贈送的設備和耗材中，有一臺薄層細胞制片儀器。課題組的細胞學專家潘秦鏡教授，正是用這臺細胞儀器，在這個項目中做出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細胞學診斷。2005年在布拉格召開的世界宮頸癌防治大會，主持人在開會前提議全體參會者向潘教授致敬。
喬友林在宮頸癌領域一舉成名，世界衛生組織邀請他加入了國際專家委員會，在這個平臺上，喬友林有了全球格局的思考。
與臨床醫學相比，預防醫學一直是個“冷門”。但“從此之后，我知道了，中國人踏踏實實做科研，是可以獲得世界認可，做出國際水平的研究工作的。”喬友林說。
3
喬友林與其國際合作者，2002年年末收到一份“圣誕禮物”——比爾/梅林達?蓋茨基金會資助的一項1300萬美金的科研課題。
當時宮頸癌篩查技術在全球雖然已有突破，但費用高、技術復雜，中低收入國家難以承擔。于是，世衛組織專家開會討論，要開展一項全球多中心研究，研發一種簡單、便宜、準確率高的宮頸癌篩查技術，大家都想到了比爾/梅林達?蓋茨基金會。
“一收到郵件，我就馬上給科里開會，告訴大家，放心大膽做科研，我們以后‘不差錢了’。”喬友林教授說。
這筆錢在當時相當于1億元人民幣，而喬友林1999年做的第一個宮頸癌課題經費只有10萬元人民幣（除去捐贈的設備和耗材）。
“那時，我們連30塊錢的旅館都住不起。”只好住在山西襄垣縣的婦幼保健院辦公室和空置病房里，醫院條件也很艱苦，連廁所都是茅坑，回北京還是和農民工一起擠大巴車。經歷過農村插隊的喬友林，說起這段艱苦的科研經歷，很接地氣。
而這10萬元的科研經費中，5萬元是喬友林回國時申請的留學生回國創新基金，另外5萬元，則是一筆小學生捐款。
原來，中-加小學的孩子們前一年在加拿大使館內舉行的“Terry Fox Run”義跑，籌集了約5萬元人民幣，并委托加拿大癌癥研究所在中國招募癌癥科研項目，喬友林申請成功。1999年，加拿大駐華大使Howard Balloch親自將這厚厚的一包錢送到腫瘤醫院，都是一元五元的小額捐款。
“這筆錢雖然不多，但是孩子們濃濃的愛心，是雪中送炭。我在課題結束后，很認真地給他們寫了一個結題報告。”喬友林說。
這項義跑是為了紀念一位名叫Terry Fox的加拿大年輕人，1980年他患骨癌截肢，為了喚起人們對癌癥的關注，他決定用義肢跑步橫穿加拿大，可惜沒跑完，1981年去世時年僅22歲。他的故事激勵了全世界，義跑在世界各地延續下來，專為癌癥患者和癌癥研究組織進行募捐。
也正是在這次送捐款的儀式上，喬友林建議加拿大駐華大使與腫瘤醫院合作，由共同組織的“希望馬拉松”義跑，在中國也開始了，至今每年都在進行。
孩子們慈善的“星星之火”，無意中為喬友林開啟了慈善的“燎原之勢”，科研資金源源不斷。在過去的十年，他一直保持著每年國內外協作科研項目經費上千萬的紀錄。
喬友林團隊獲得的比爾/梅林達?蓋茨基金會資助課題，2003年正式啟動，歷時5年，中國和印度的研究團隊同時開展友誼競賽，最終在中國取得成功。2008年9月22日，英國《柳葉刀-腫瘤學》雜志以快速通道發表了這項研究成果。并配有來自三個國家的國際科學家的評論文章。
課題研發出簡單、快速、準確、安全、且成本較低的生化檢測技術（CareHPV），喬友林說，“這項技術的準確度與雜交捕獲二代技術相差甚小，但費用卻只是它的1/10，大約40元，而且鄉村衛生員經過基本訓練都可操作。”
這項技術已開始在中國生產，供應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對全球宮頸癌的預防所作的重要貢獻。世衛組織目前正在制定措施，以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能早日用上這一技術。
4
2010年年底，喬友林教授又收到一份“圣誕禮物”，也是一封郵件。
郵件來自世衛組織國際癌癥研究署（WHO/IARC）主席，通知喬友林教授獲得了2011年度 IARC“杰出貢獻獎章”。
IARC是世衛組織領導下的國際癌癥研究的最權威機構，每年全世界僅1-2位科學家獲得這一獎章，喬友林教授是獲此殊榮的唯一中國人。
喬友林教授接受2011年IARC獎章和證書 [攝影：Roland Dray]
“當年回國的時候，我是有一種賭的心理的。”回國20年，喬友林贏得了自己設的“賭局”——并不是因為獲得這些榮譽，而是作為一名科學家，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為無數人的健康帶來的益處。
1996年，在美國學習工作已經十多年的喬友林，接到了回國工作的邀請。他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畢業，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癌癥研究所工作。
對于一名公共衛生領域科學家，他知道，傾己之力促進自己國家的人民健康，才是自己的歸屬。同時，中國有些地區非常封閉，而有些類型的癌癥集中在某些地區，從癌癥預防的角度，還有大片未開墾的處女地，這是他的責任更是機遇。
1997年，他作為國家人事部回國定居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跨世紀學科帶頭人”，帶著家屬回國了。
他帶領團隊扎在我國子宮頸癌、食管癌高發現場，開展早診、早治及一級預防研究，扶植、培訓了多個基層醫療單位成立了腫瘤防治研究基地，并建立起多個高發現場的大樣本前瞻隊列，直接為國家提供可靠的科研依據和范本，推動了國家對農村地區兩癌篩查的防治進程。
他從農村插隊到四川醫學院學習公共衛生，再到世界頂級學府深造，最后工作場景又回到了農村和基層，耕種癌癥預防的處女地，推動整個國家的癌癥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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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喬友林教授來說，回國，改變的不僅是工作地點。
他說：“我在農村插隊的兩年，接觸過中國最底層人民的生活，后來上醫學院，然后在國外學習工作十多年，再回來，有很多需要重新認識的東西。”
剛回國時，有一次職稱評審，他發現，一個工作和學術水平都好的人分數不高，而另一個工作和學術水平較差的人分數卻很高。他對此很不理解，一問才知道是“無記名投票”。他就反對：“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那一票負責任，應該記名投票。”喬友林因此也被人開玩笑是“從月球上來的”。
有一天，四川一家縣城腫瘤醫院的院長給喬友林打電話說，過完春節醫院就要被拆掉了，因為醫院這塊地位置較好要用來搞商業房地產開發。喬友林知道，這家腫瘤醫院是早年四川醫學院的專家幫助建起來的，也是當地老百姓唯一看得起病的一家腫瘤專科醫院。
為了阻止這件事，喬友林想到了媒體。于是他邀請一名新華社記者朋友和一位著名的腫瘤醫生，利用回老家過年期間去實地深入采訪，挖掘到很多感人的醫生患者故事。記者要寫一篇“批評報道”，嚴厲批評把醫院推倒搞商業房地產開發。被喬友林攔住了，他說這樣可能不利于真正解決問題，他建議寫成“表揚稿”。
果然，“先進典型報道”出來后，這家縣級腫瘤醫院不僅保住了，還得到了從未有過的重視，撥款、批土地、增加編制、擴大醫院規模，醫院得到快速發展。
回國20年，在國內做科研與在美國時有很多的不同，喬友林在努力適應規則的過程中，依然保持著科學家的獨立思考。他說，國內的科研在評審體系的公平、公開、透明需要大大改進，還要減少行政干預，保持科學研究的獨立性，科學才能更加健康發展。
而對喬友林來說，回國，更大的挑戰是孩子的教育。
喬友林的兩個兒子都出生在美國，當年，年僅7歲的大兒子，和出生僅4個月的二兒子，一起隨大人回到中國，在國內學習生活了十余年。如今他們已經成年，都去美國學習和工作了。
喬友林的辦公室門上、柜子上，貼著幾張稚嫩的兒童畫，那是兒子們小時候送給爸爸的畫，已經貼了十幾年。他曾帶著兒子重訪自己當年插隊的四川涪陵墊江農村，希望他們能夠體會到父親當年意志的磨煉。
如今，大兒子跟隨父親的腳步，畢業于中山大學醫學院。喬友林至今還保留著兒子14歲生日時，自己給他寫的一封信：
現在你們生活在這物質極大豐富的環境里，無法想象我們當年上學時物質貧乏和上山下鄉時的艱苦生活；也無法想象我們18年前靠借的100美元赴美國學習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的經歷。許多外國朋友總是問我們對上山下鄉的感受，我們的回答是“青春無悔”。爸爸把它比喻為非洲部落的生存訓練。男孩長到16歲，就要遠離父母去原始森林獨立生活一個月，只有那些活著自己走出森林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沒有聰明的頭腦、健康的體魄和不屈不撓、永不放棄的精神是很難成功的。
“現在社會對年輕人的教育勝過了父母對他們的教育，如今動不動就炒作明星耗資上億的豪華婚禮。”喬友林不無憂慮，“年輕人長期被這個商業社會熏陶，道德觀和價值觀完全被扭曲了，很多東西都會變得艱難。”
盡管，從商也無可厚非，“但我希望我培養的學生，都能走在科學振興國家的道路上，而不是去經商，像協和這種研究機構是培養科學頂級人才的。”喬友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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