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顧：男子無錢治病死于醫院內 離搶救室不到10米
王建民：死得不明不白
據《新京報》12月15日報道，從齊齊哈爾市來北京打工的王建民，12月11日晚因腹痛吐血，被120救護車送到北京同仁醫院，因無錢治病，打了止痛針后離開醫院。
12日晚，患者因嘔血，再次被送往同仁醫院就診，在一樓走廊廁所門口的擔架車上疼叫半夜，并且大口大口吐黑血，但醫生稱：錢送來了才能治療。13日晚，王建民死亡。《健康報》12月16日報道：認為相關報道不實，稱王建民兩次就診，醫院為他做了檢查和治療。13日晚上8時許，嘴角有血的患者被發現躺在該院二樓耳鼻喉科門口，被抬到一樓時已死亡。
社會救助體系———弱勢群體的最后一道保障
來自兩家媒體的報道讓讀者看上去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是不論細節差異有多大，事件的大致脈絡及最后結果看上去還是比較清楚的。最后的結論無非兩種：要么認定醫院無過失，要么醫院承擔道義的責任。然而，等到事件在人們的記憶中漸去漸遠，也許媒體又會爆出張建民、李建民或是別的什么建民類似的事件，醫患矛盾再度激化，然后再度冷卻、被淡忘———如此反復……死者無論是誰，生命都一樣貴重。痛定思痛，人們不難看出，對于王建民的死，無論張三說是“因為無錢治病而死”，還是李四說“沒有因患者沒錢不給治病”，其核心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錢”字！而這個字直接指向的是———我國目前缺失的醫療救助體系。
醫院：既盡天職又埋單
王建民的死，也許是可預見的，即醫生已知道他的病情很嚴重，卻因為沒有錢而未得到及時救治；也許是不能預見的，即病情看上去平穩或是一般的檢查不能發現病因，而病人突然死亡。這其中包含有復雜的醫學問題，不好妄下結論。
醫療的本質具有兩重性：一是權利，二是商品。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名譽院長杜如昱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基本醫療、急救、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救治，這是每個人應享有的基本權利；而不同的醫療價格享受不同的服務，此時的醫療服務便成為一種商品。政府應負責基本權利的那一部分，為那些交不起錢的貧困線以下的人支付急救的費用，增加專項資金“埋單”。這就是說，對貧困人群的救助，醫院作為醫療機構，承擔的主要是醫療技術問題，至于為病人交費的責任，則應該是政府或社會的事。但目前在我國，醫療救助體系還沒有建立，沒有這方面的專項資金。
醫院的本職是做醫療，教學成本應由教育部門承擔，科研成本由科研部門支付，對特困人群的救助費用則應由政府及社會“埋單”，橋歸橋、路歸路，誰的事情誰負責。但目前在我國，卻是一筆糊涂賬：教學醫院承擔著教學任務，但作為教育部門的大學除了不支付這部分教學費用外，教學醫院每年還要向大學上交管理費，科研也是這種情況。在沒有醫療救助專項資金的情況下，醫院不僅要負責治病救人，而且治病救人的費用也要由自己“消化”：醫院不能見死不救，這有悖于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天職；而醫院履行了天職，就得為自己的天職“埋單”。據記者調查顯示，目前在北京，每家大醫院每年為此墊付的費用少則幾百萬元，多則上千萬元。
這并非是在為醫院說話或是開脫。因為在沒有醫療救助資金的情況下，要醫院自己掏腰包救人，肯定是不大情愿的———高尚的情操也需要合理的制度予以鼓勵和支持。
國外：政策鼓勵多做慈善
杜如昱教授認為，基本醫療保險受國家整體經濟水平和地區差異的影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發展需有個過程；但對特困人群實施的緊急醫療救助應及早立法解決。
目前在歐美等國，政府都設有醫療救助資金，專門用于給沒錢的窮人治病。國際外科學會會員、北京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李書雋教授告訴記者，在美國，特困人群在政府指定的公立醫院就醫，就可以享受免費的醫療———每個城市都設有這樣的醫院。這類醫院每年可向國家財政報賬，經核實后，政府按一定比例為醫院“報銷”。雖然，政府對醫院為貧困人群支付的醫療費用并不全部支付，但支付的比例基本可以保證醫院在救治貧困人群時不至于賠錢。也就是說，政府是按照醫療救治的成本價格來支付給醫院的。“既然不會賠錢，單為了名聲，公立醫院通常也樂意做這樣的善事。”
但即使在經濟發達的美國，在醫療投入占整個GDP14%的情況下，也還是很難完全滿足全民對醫療的需求，因而，私立醫院如教會醫院也會做這樣的善事。李書雋教授介紹：“不過，這類醫院不向政府報賬，其救治貧困人群的費用是由一些社會慈善機構贊助的。”目前在我國，有錢的人不少，但用于投入慈善事業的人并不多。這并不是說中國人缺少愛心，而是政府沒有相應的鼓勵政策。李書雋教授介紹：“歐美等國在許多慈善機構這種善舉的背后，是相應政策的支持，即資金若用于投資慈善事業，便可以享受政府免稅的政策。比如贏利100萬元，老板拿出50萬元做慈善事業，這50萬元就可享受免稅待遇。但在我國現有的政策下，做慈善事業的人還得照樣納稅，這就抑制了慈善事業的發展。”
我國：醫療救助資金怎么沒了？
其實，建立醫療救助資金并非發達國家所專有。杜如昱教授告訴記者，建國之初，政府是有這項費用的。那時，醫院為特困人群墊付的醫療費用，經過民政部門的核實后，也是按比例報銷的，報銷的比例基本上為醫療費用30%～50%，民政部門支付給醫院的也是醫療救助的成本費用，保證醫院不賠錢或者賠得不多。“但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民政部的這部分資金和政府對醫院的其他的投入一起被取銷了。”杜如昱教授說。
從前，醫院擁有四條“經濟防線”：民政部的撥款用于特困人群的醫療救助；教育部門要負擔教學醫院20%～40%人員的工資；國家財政要給予醫院床位補貼和門診補貼；醫院用于設備更新、環境改善等的資金也由國家財政全額支付。隨著市場化運作的實施，公立醫院的上述四條防線已全部被取消。如今，對醫院來說，給錢的單位少了，要錢的地方卻多了：對貧困人群的救助資金要由醫院自行“消化”；教育部門不僅不再為教學醫院的人員支付工資，醫院還要向大學上繳管理費。此外，醫院的科研經費、超額的門診床位費用、職工的各類社會保險基金、醫院更新設備、改善環境等費用，也全都由醫院擔負。“醫院的防線沒有了，上述各項費用就只好從患者身上出。醫院的經濟負擔轉移給患者，醫患矛盾的擴大就在所難免。”杜如昱教授說。“市場化的醫改方向不僅沒有錯，而且還遠遠不夠。但是，醫改歸根結底是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醫療救助體系的缺失，使弱勢群體失去了生命最后一道保障，這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李書雋教授如是說。
走訪北京同仁醫院———13日：同仁醫院群體“失憶”
12月16日上午10時，持續了幾天的寒風仍未止息。北京同仁醫院修葺一新的急診樓大門上方，“急診”兩個紅色大字，被陽光鍍上了一層幽冷的光。
據《新京報》報道，13日晚寒風初起時，王建民就死于這座急診樓一層的男廁所門前，死前在樓里待了約20個小時，“在廁所門口的擔架車上不停地喊‘疼、救命’，大口大口吐黑血，走廊墻壁上都是血點”，由于“醫生說，患者沒有生命危險，錢送來了才能治療”，而沒有得到來自醫護人員的有效救治。
北京同仁醫院的這座急診樓，外觀及內部裝潢都相當氣派：大廳的醒目位置懸掛著“全國青年文明號”的金色牌匾。連接大廳和診室的是一個綠色坡道，被命名為“生命綠色通道”。13日凌晨，躺在大廳擔架車上的王建民就是通過這條通道被推上一層走廊，并最終殞命于走廊中部的男廁所門前。
走廊兩側制作精美的公告板上公示的“服務公約”中，“保持高度責任心，恪守醫德醫風”一行字格外醒目。走廊內隨處可見身著粉色工作服、佩戴寫有“輔醫”字樣胸牌的年輕姑娘，笑容可掬地回答著病人的問詢。但當分診臺內的兩位“輔醫”被問及“13日凌晨到晚上是誰在這里值班”時，她們馬上收斂笑容，正色道：“不知道，去問主任吧。”
走廊中部，兩位身穿藍色服裝的保潔員正在配備著全套清潔用具的小車旁忙碌，王建民死亡的位置就在小車右前方，周邊各個角落早已被擦拭一新。
據保潔員稱，她們是物業公司派來的，物業公司負責對醫院進行24小時全天候的保安和保潔。然而提起13日晚上發生的事時，一人說“我前兩天病了，今天剛來上班，不知道”，另一人則直截了當地說“不知道”。
采訪中得知，整個急診樓共有18名保潔員，實行“三班倒”工作制。對這些保潔員進行統一調度指揮的，是一位尤姓的領班。
11時，當記者輾轉在地下一層的一個小房間里找到尤領班時，她弄清記者來意后說：“我回南昌待了一個月，前天剛回來。13日是誰的班我也不清楚。”頓了頓，又補充說：“每天的情況她們都打電話向我匯報的，我得查查記錄才能知道。但我現在有事。”
11時30分，尤領班忙完了手中的事說：“我要去吃飯了，下午兩點你們再到這里來吧。”
14時，不斷有交接班的保潔員來小房間換衣服。她們對“你們知道13日那天發生了什么事嗎”的詢問，不約而同地回答“不知道”。
一直到14時30分，尤領班沒再露面。有保潔員說“她去開會了”。
當記者在小房間門外拍照時，一個穿著綠色工作服的護士疾步走來厲聲說：“這里不許拍照！”5分鐘后，急診科護士長田素英匆匆趕來，同樣聲稱不許拍照，并對記者“未見懸掛禁止拍照標識”的解釋不予理睬。當記者問她“13日那天是誰值班”時，她立刻說：“我那天沒在，我不知道。”
記者找到急診科主任王旭東的辦公室，里面只有一名自稱是科員的女士在電腦前敲打鍵盤，她說：“主任下班了。”
醫院宣傳中心一位干事則以“領導都去開會了”為由，拒絕對13日發生的事加以評論。
至此，記者發現，從王建民死亡至目前不到72個小時的時間，同仁醫院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已對13日發生的事完全失去了記憶。
“同仁”名稱源自《圣經》，取“一視同仁”之意。
始建于1886年的北京同仁醫院，是一所以眼科、耳鼻咽喉科和心血管疾病為重點的現代化大型綜合醫院，目前開放病床1200張，臨床、醫技科室57個，年門、急診量115～120萬人次。
急診科配有設施齊全的搶救室、急診監護病房、留觀病房、臨時觀察室和輸液室，病床50張……(同仁醫院急診科)以良好的服務、高超的技術、低廉的價格使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療效果。———上述內容摘自北京同仁醫院網站
"見死不救"為什么頻頻重演？
不論有多少種理由和說辭，醫院都最不應該成為見死不救的發生地。但是此類事件仍然不時地見諸媒體。不過，這次談論的主角是全國鼎鼎大名的北京同仁醫院。
盡管相關此次事件的本來面目，從不同的媒體上來看，還是各說各的理，但事件大致的脈絡和最后結果，公眾還是能看出個大概的。其實，關于此類相似的報道，從暫缺110元錢而死在福建省連江縣人民醫院的農民鄭鏗弟，到隨時有生命危險的民工王輝因欠醫療費被鄭州大學一附院扔到公路邊等等，此類事件屢屢發生，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了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憤慨。
對于此類事件的頻頻發生，人們在痛斥當事醫生的為醫不仁時，也有人歸咎于醫療體制的市場化過度才導致了“天使”們惟利是圖。這些說法和觀點并非沒有道理，但問題在于，面臨如此巨大的道德壓力，為什么醫院的“見死不救”不但沒能得到遏制，反而在各地頻頻重演？
在幾近殘忍的冷漠背后，更讓人慨嘆的是社會醫療保障驚人的薄弱。實際上，保證每一個危重病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得到救治，不僅是醫院的責任，也是相關部門的義務。反思這些本來不該湮滅的生命時，一味地把責任全都強加給醫者，至少是不全面的。
筆者以為，更需要反思的是醫院以“利益”為軸心的現行運營體制。利潤的最大化不僅成為醫院的追求，更成為一些醫院管理者邀功請賞的直接“政績”。在目前的醫療體制下，市場化背景下的醫院究竟是公益機構還是贏利機構，其定位已變得越來越模糊。要求這些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獨立運營的醫院代替職能部門的功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醫療保障，甚至是無限的醫療保障，這可能嗎？現實嗎？現行醫療體制對“貧困人群醫療救助體系”的缺位，才是造成醫院見死不救事件頻發的關鍵所在。
相關職能部門應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保證貧困的危重病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得到適時救治。因此，相關部門應該切實承擔起責任，建立并完善“貧困人群醫療救助體系”的社會保障，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醫院見死不救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