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退休女醫生趙華瓊自己出資開辦了中國第一家“民工醫院”。然而，這家以價格低廉著稱、深受民工歡迎的診所，目前卻瀕臨困境———因為“違規”，該醫院多次受到當地衛生主管部門的查處，杭州市西湖區衛生局局長楊專成說：“趙華瓊已經影響到我衛生系統為民執政和依法辦事的形象。 ”直評給民工醫院怎樣的生存環境。
這是一個多少帶點悲壯色彩的故事。報道中說，一對夫妻把被開水燙傷的女嬰送去公立醫院求醫，醫院開口就要先交13000元的押金，無奈之下到趙華瓊的民工醫院求助，痊愈后其換藥費用總計才200多元。200元和13000元，這中間的巨大落差和百姓難以承受的醫療暴利正是外來工們將民工醫院視為救命醫院的根源。
醫療暴利已經不是什么新鮮話題。其實不僅是外來工們，即使是生活無憂的普通工薪階層，看病也是他們“無法承受之重”。在這樣的背景下，趙華瓊的民工醫院應時而生并非偶然。對此，主管部門應該給民工醫院提供怎樣的生存環境？
當然，民工醫院有問題也應該查。但我們所關心的是，主管部門如果僅僅斥責其“嚴重違規”，而未能拿出足夠的誠意幫助其完善行醫手段、提升行醫質量，這其中的心態就值得警惕了。醫院的“成績”事實上關系著主管部門的“政績”，因此，查處醫療腐敗往往雷聲大、雨點小。杭州民工醫院的困境更讓我們有了這樣的擔憂：衛生主管部門會不會成為公立醫院的代言人？
破解醫療困局在于打破公立醫院壟斷，在于改革現行醫療體制。作為衛生主管部門，如何在利益格局調整中扮演一個公正的角色至關重要。杭州民工醫院是一塊很好的試金石，它的出現打破了鐵板一塊的醫療暴利，也讓老百姓看到了“看病原來可以不用這么貴”的現實希望。我們希望看到，它能在當地衛生主管部門的幫助下為更多的人提供平價醫療，而不是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黯然消亡。摘編自《瀟湘晨報》12月14日文/趙嬌
求是 “良心”與“規范”如何相得益彰
全國各地給趙華瓊醫生打電話要求捐款的人很多，一名網友發表如下看法：“這樣的好人太少了，社會應該支持她，政府應該為她開綠燈”。然而，政府與公眾的價值判斷以及態度卻南轅北轍。
趙華瓊醫生的行為、受益人的回報以及公眾輿論，其核心所在是一種“良心”標準。所謂“良心”，一方面是趙華瓊醫生治病救人、扶危濟困的高尚的道德追求，另一方面則是人們不僅“讀”懂了這種道德追求，而且給予了積極回報和支持。
當地衛生局所持的又是一種怎樣的價值判斷標準呢？局長為之拍桌子怒斥的，是該民工醫院沒有兒科卻“跨科給兒童看病”，而且違反“政府專管”的要求替民工注射狂犬疫苗等等，其含義是強調“規范”，或者說是以符合規范與否為核心的價值判斷標準。
上述兩種價值標準都有其合理性，問題是如何看待各自的利弊關系。民工醫院不是沒有“缺陷”，甚至弊端很大，例如沒有專設的兒科、沒有高級檢查設備等等。但民工醫院有道義，有熱心腸。這種熱心腸，正是當今社會最缺乏的。
當地衛生局強調“規范”無疑是必要的，但這種“規范”是未能“讀”懂趙華瓊醫生的道德追求以及這種追求對未來醫療市場發展的重要意義。
處在“良心”與“規范”夾縫之間的杭州民工醫院將何去何從？不僅具有個例意義，更具普遍意義。它實際上為下一步的醫改提供了另一個重大課題：在經濟發展水平、病人支付能力還比較低，尤其是醫德嚴重缺失的特定社會條件下，政府究竟如何鼓勵、保護趙華瓊式的醫生“良心”。
誠然，“良心”與“規范”能達到協調乃至相得益彰，無疑是最理想的，但它需要更多的條件，更長的時日，而包括民工在內的很多人，卻無法等到理想實現的那一天再得病。摘編自《中國青年報》12月14日文/劉以賓辨析 輿論為何一邊倒
衛生行政部門對轄區內的醫療機構提出批評、進行監管，是職責所在，卻引發了一場“一邊倒”式的批評和指責。原因何在？
本月，“哈醫大二院550萬天價醫療費”的系列追蹤報道，為一段時間以來公眾對于醫療體制積弊以及少數醫療機構醫風醫德方面的諸多不滿、質疑，掀開了一道宣泄的口子。當“看病貴”、“看病難”成為一種普遍性的體驗時，人們對于堅持廉價用藥、“力戰醫療暴利”的趙華瓊及其“民工醫院”，也因此具有了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受。
另一方面，隨著和諧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社會各界也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關心困難群體的重要意義。在現有醫療保障體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收費低廉、旨在幫助困難群體緩解看病難題的“民工醫院”，不僅得到農民工青睞，也得到輿論的聲援和各階層的欽佩。
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對“民工醫院”受指責當有更多的體會。“民工醫院”有違規之舉，對其進行監管當然必要。因為，誰也不可保證自己是一位圣人，高尚的目的需要正確的行事方式才能達到。但是，作為一地的衛生行政主管者，醫療市場監管員的角色只是其應有職能中的一部分。從根本目的上講，讓轄區內所有人都盡可能享受到合理的健康福祉，才是衛生行政最本質的目標。一個地方的衛生行政主管者關心的，不僅應有超越科目行醫、非法用藥問題，也應有完善各層次的醫療服務體系問題，更應有幫助困難群體看得起病等問題。但是從報道中，人們只看到了查與罰，沒有看到幫和扶；只看到了對于行政職能工具理性的重視，而沒有看到對價值理性的更寬廣關注。
這，或許是輿論對局長的批評多報以不滿之聲的原因所在。摘編自《人民日報·華東新聞》
